[摘要] 据财政部官员近日透露，今年1至7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0151亿元，增长了49.4%；而同期地方财政本级收入42080亿元，增长13.5%。卖地收入再创新高，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几近50%，并且远远高出同期GDP的增幅，这显然非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福。
据财政部官员近日透露，今年1至7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0151亿元，增长了49.4%；而同期地方财政本级收入42080亿元，增长13.5%。卖地收入再创新高，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几近50%，并且远远高出同期GDP的增幅，这显然非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福。
卖地收入居高不下，至少凸显三个方面隐忧：一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民生之忧。前7月土地出让收入的大幅增长，虽然有用地供应量增加等方面的因素，但对于抑制地价、房价的作用并不甚乐观。今年5月以来，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地王”纪录屡被刷新；而在南京今年卖出的60幅地块中，竟先后飙出了12个区域“地王”。面粉贵了，面包岂能便宜？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人们的担忧，今年九成城市房价已经连续多月持续上涨。不断飙升的房价和房租，让无房一族面临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二是凸显不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分依赖。在国内外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在经济转型升级缓慢、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财税源泉的大前提下，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压力和地方财务风险，使得不少地方政府不仅难以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而且有“病情”加重的倾向。尽管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但在短时间内这种诱惑显然无法抗拒，也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三是凸显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中国经济要想成功转型升级，就必须使地方政府走出土地财政的阴影，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加快结构转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形成了一对看似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更多考验的是地方主政官员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智慧。
对于上述三大隐忧，中国须找出妥善的办法进行解决。新一届中央政府执政以来，在不断地强调要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这表明，地方政府必须走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同时要想方设法地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贡献正能量。
而要想打破对土地财政依赖，就必须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全方位的改革力度和步伐，从制度层面进行疏导。特别是要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出让制度，加快财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相关税负对地方政府能够有所倾斜，从而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并且要进一步完善官员的升迁和选拔制度，弱化GDP在其中的权重。只有将土地财政的几大推动力减弱，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
与此同时，还必须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只有让民营经济的创富活力充分迸发，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以及税源，从而弥补摒弃土地财政后形成的巨大窟窿，这是最根本的出路；也只有让民间资本在高新技术等方面开疆拓土，才能真正地促使中国经济走出靠消耗资源的老路。而这同样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如何完善并执行好新、旧“36条”，打破“玻璃门”、“弹簧门”，如何进一步保护私有产权等等，都是绕不开但又必须找到答案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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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很难设想一个城市或地区能像美国底特律那样以申请破产保护作结，但呈快速扩张之势的地方政府债务，却像悬在中国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把梦魇带入现实。
今年7月，素有“汽车之城”之称的底特律市负债超过180亿美元，已正式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迄今为止申请破产保护的城市。
“底特律事件确实给决策层带来很大的触动，这也是促使中国加大对地方债务监控力度的重要原因。”接受记者采访时，国民经济研究所教授王梅介绍。
作为官方加大监控力度的一个努力，审计署近期公布了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的抽查结果——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5万亿元人民币，两年来增长12.94%。审计署并称，于今年8月起开展性地方债务审计，预计两个月内完成。
“目前看来，不排除局部地区和项目确实存在债务违约的风险。”王梅称，“但整体而言，风险还是可控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认同上述观点，他对中新社记者指出，目前，中国整体债务负担率在45%-50%之间，远远低于欧美日的100%以上，这表明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尚在安全范围内。“但须看到，地方政府性债务近年来增长较快，债务组成项目也五花八门，这给控制债务风险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苏明指出。
在王梅看来，估测地方债务风险的关键在于偿债能力的大校“目前很多地方的土地收入还能撑较长一段时间，这是保证风险总体可控的非常关键的因素。”王梅指出。
这一点得到了官方的确认，审计公告表明，从1979年至今，土地出让收入一直是地方政府主要还债来源。2011年对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显示，12个盛307个市、1131个县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债务资金量占37.96%。
“买地偿债”的一个最直接后果便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房价的高度绑定，从而增加了房地产调控的难度。有消息称，在偿债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近期多个地方政府酝酿上调基准地价。舆论担忧，此举或将抬高未来土地出让底价，进而为地价进一步上涨提供动力。
由地方债扩张衍生的另一可能后果是，随着过剩产能的迟迟难以消化，银行不良贷款率上行，从而造成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上升，甚至影响银行信贷的可获得性。这将大大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事实上，随着中国官方对地方债务控制力度的加大，地方融资平台转向“影子银行”的趋势更加明显。此举进一步增加了地方政府融资成本的上升。
“目前的当务之急，便是把地方的融资成本降下来。”王梅指出，基于此，她建言财政部加大代地方政府发债的力度和规模。“当然，这是短期应对之策。”她说。中期而言，政府应摒弃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功利心态。“高速度意味着多投资，地方政府也有了更多发债的动力。”王梅分析。
而在实际投资决策过程中，政府应该更多地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同时使投资决策过程更加公开透明，这便意味着在政府要在审批制度改革等相关改革层面做出更多实质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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